在Brussels的hostel里遇到Patrick,California過來的。聽到我下一站是Amsterdam,他嘿嘿笑了一下,說他剛從那過來,「Gonna party hard, huh?」
很多城市已經不幸地被定性為「party city」,比如Miami, New York,Bangkok, Rio,Amsterdam…… 僅僅跟別人說我去了Amsterdam,好像已經等同於告訴他們我做了什麼﹣這樣遊記是不是可以不用寫了?
懷著這種看stereotype的心態,拖著我的行李,從Amsterdam車站,3分鐘走過紅燈區,再半分鐘走到hostel。才中午,樓下的bar已經開始party了。
出hostel,走過一座座的橋,穿過一輛輛腳踏車,路過一艘艘游船:party聲此起彼伏,這怎麼不讓人定性你為party城市?
第一站什麼都不是,是一個cheese tasting的地方,叫Reypenaer Proeflokaal。這裏的cheese都是有年份的……都有「樣品」可以任你切下品嚐。所有的cheese味道都很濃郁,濃郁到你必須品嚐。味道一般的食物,不限於cheese,只能叫「吃」,或「吞嚥」,因為味道一般,無法激發你的興致。好的食物,像這裏的cheese,讓你無法無視它。如果味蕾是大腦的receptionist,這裏的cheese絕對是VIP:你的味蕾會不停的呼喚大腦:啊啊啊,它來啦它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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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過有一座橋后,看到了一個露天的party,有震天響的音樂。我已經比較麻木了,從旁邊饒了過去。就在那個party的邊上,有一條很長的line。莫非又是一個party?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走到最前面,原來是在排隊進Anne Frank Huis. 來Amsterdam之前看別人的遊記,依稀記得有這個museum,但沒想到有這麼多人。
這是二戰期間猶太人Frank一家躲避納粹的地方。他們在自己的house里隔了密室,於納粹佔領期間,在裡面躲藏了長達兩年多。在這期間女兒Anne Frank寫日記記錄了在house里的生活。然而納粹終究發現了他們,將一家人押送往不同的集中營,最終不幸只有父親存活下來。回到Amsterdam后,父親讀了Anne的日記,將其發行成書,同時開放house為museum,希望讓世人記住這段故事,這段歷史。
排著隊的時候,工作人員突然拿出一大盤草莓邀請參觀者品嚐。原來這一天是個特殊的日子:Anne的日記里記錄了在這一天有人給他們送來了新鮮的草莓,使她無比開心。
走進house,可以看到當年Anne一家躲藏納粹的點滴痕跡:密閉著的窗簾,擠迫的臥室,Anne讀的書,收到的生日禮物,每天清晨偷偷跑去呼吸新鮮空氣的attic……她在日記里回憶著戰前上學玩耍的日子,憧憬著戰後如何重新過上正常生活。危機四伏的戰區環境和壓抑的密室生活似乎沒有在精神上擊垮這個小女孩;然而最令人心碎的是她的樂觀與堅強最終頁沒有給她帶來真正的幸福──她在二戰結束前幾個月不幸遇難。
走出museum的時候心情沉重,然而旁邊的party的震天響音樂很不合時宜的又重新籠罩下來。那些彷彿今天是世界末日似的party的人們,和眼前這座樸實不起眼卻負載著一段沉重歷史的Anne Frank Huis,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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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俗語說「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巴黎歸來一般就不看博物館了。然而Amsterdam例外,因為有個Van Gogh博物館。這是我第一次去的一家只有一個藝術家的博物館。Van Gogh的畫按照他的生平陳列開,可以看出不同時期風格的變化,從郊外寫生,到捕捉農戶生活,到臨摹日本畫,到創造對色彩的應用。我在De Aardappeleters(The Potato Eaters)前駐足良久。從第一次看到這幅畫起,就很難忘記華中人物臉上的表情:幾乎呆滯的目光,彷彿機械的動作,淡淡的寫著深深的無奈。
大家都知道Amsterdam是一個快樂的party城市;而大概不多人會知道Van Gogh的這幅畫以及畫背後的故事;也可以肯定不會有誰知道在那歌舞昇平的party邊上,有一座Anne Frank Huis,曾經有一個小姑娘在戰亂硝煙之中,堅強而樂觀地生活著。